路边遇到几家小店，大清早连水、茶都没有备齐，要说店主懒散呢，青瓷瓶里却先插上了紫薇花。

  诗人谅解了店家的茶水招待不周。一个是写出“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细腻诗句的高雅文人，一个是审美水平冒着一丝俗气（“门前种株紫薇花，家中富贵又荣华”）的市井百姓——二者在“青瓷插花”一事上取得了共识。

  “瓷器，上到大宋皇室、文人官员阶层，下到市井百姓都很喜爱”，陶瓷考古学家、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郑建明向文博时空表示。

  宋代，艺文地位崇高，市民生活崛起。插花，与烧香、点茶、挂画同列入“宋人四艺”。今天常见的“花瓶”一词，北宋中晚期才出现，样式功能基本定型。

  明代文人陆容留下了《龙泉县志》一段记录：“（龙泉青瓷）凡绿豆色莹净无瑕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

  后来，人们以“梅子青、粉青”作为龙泉窑佳品的雅称，在县志里竟是“绿豆”和“生菜”的颜色为青瓷作质量分类。昂贵如“绿豆”者，龙泉地方的父母官也难以买到。

  陆容缺乏今天人们具备的全球化视野，他不知道的是，龙泉窑青瓷也是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推出的一种具有极大全球影响力的商品。“特别在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可以说输出海外的最主要的是龙泉窑瓷器”，郑建明说。

  既有精致昂贵到上层连龙泉县官也难插手的产品，也有粗朴廉价到可以行销全世界：这就是“龙泉窑”盛名之下，被遮蔽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兼而有之的叙事。

  “现代工业产业链所有的环节的要素，在龙泉窑初显原型：针对高雅文人和市井百姓形成了不同消费群体，以窑场为主体分化出多个生产基地，产业分工化孕育了研发技术中心，打造推出特征明显的瓷器产品（粉青、梅子青），以转运中心、港口、航船构建起覆盖海内外的贸易网”，郑建明说。

  郑建明以越窑、原始瓷、龙泉窑考古闻名，他主持的浙江“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考古”获 2016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已出版著作《发现秘色瓷》，揭示了越窑高等级瓷器“秘色瓷”的来龙去脉及社会经济大背景。“南宋之后，越窑衰落了，但并没有直接消亡，而是转移到了龙泉窑。龙泉窑续接了越窑的历史地位，并在海内外形成巨大市场规模，已能清楚看到现代社会分工化的工业体系的影子”，郑建明说。

  文博时空邀请陶瓷考古领域领军人物之一郑建明教授，以“产业链”现代经济视角，借助多个考古新发现，放下晦涩难懂的陶瓷“鉴宝”术语，穿越回南宋至明“龙泉窑”巅峰时期，讲述“龙泉神话”之下千年运作的细节。

  宋代市民社会的繁盛，北宋都城汴梁经济百态，见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各行各业的市井百工图；南宋都城临安人口达百万之众，有容纳 300 多个包厢、1000 个服务员的饭店。一次宴席，能上 200 多道菜。

  农业之外，手工业作坊遍地，纺织业、制瓷业、造船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盛况。龙泉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2022—2023 年，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最新水下考古，发掘出元代晚期的龙泉青瓷 1.7 万余件，是目前出水龙泉窑瓷器最多的一艘古代沉船。

  2023 年 2 月，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出堆积量超过10吨的宋元瓷器，其中龙泉窑瓷器占到90%以上，入选“202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比两地出土文物，专家发现：搭载大量龙泉瓷器的“圣杯屿”元代沉船极可能来自温州古港。

  龙泉窑瓷器经小船运送，沿着瓯江顺流而下，进入温州港。在温州港口，瓷器装载上这艘民间贸易商船，其中一个中转站在漳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航段和节点——却意外沉没，未能抵达目的地东南亚。

  “经南北海路运输，多段贸易之后，龙泉窑产品流入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诸国的全球市场。”郑建明说，“自南宋到明代早期（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初），龙泉窑是瓷器海外输出的主力商品，最重要的大宗外贸商品”。

  著名陶瓷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指出，从南宋到明代早期，从各地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统计数据看，龙泉窑产品在外销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均超过半数，其中在环印度洋地区的遗址中一般达到 80-90%，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一般占比在 50-60%。

  元代中期左右的韩国“新安沉船”上，龙泉窑青瓷的数量占陶瓷总数近 60%，超过 1 万多件；

  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发掘出的明代早期瓷器共计 296 件，龙泉窑瓷器有 294 件，占比高达 99.32％。

  畅销海外的龙泉青瓷多是粗朴的日用产品——这符合经济学根本原则。也有例外，经外销渠道在外国王宫有少量高等级瓷器出土，比如朝鲜的高丽王宫遗址；土耳其的最大博物馆“托普卡帕皇宫”以收藏龙泉青瓷而著称。

  它们基本都是现古学兴起后的发现成果。而那些连县官都难得一见的龙泉窑精品，以另一种记忆形式流存下来。

  “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的说法，无一不是精品瓷器的原产地，它们也成为今天中国人认识古代瓷器的“基本常识”。但是，五大名窑的具体地址至今未能完全解谜。

  “哥窑”与龙泉窑关系紧密，留下了哥哥章生一、弟弟章生二制瓷，哥哥章生一经营“哥窑”的野史奇谭。在龙泉的安清社殿里，当地窑工供奉着一位郑姓督窑官，还有章氏兄弟。他们成了“瓷器神”的化身。

  明代典籍里才出现的“五大名窑”之说，是不是满足实际不得而知，至少有一点能确定：“宋瓷”时代过去了，但是这种文化记忆保留了下来，明代人形成了一种观念：

  国家邮政局于 1998 年发行的《中国陶瓷-龙泉窖瓷器》特种邮票 1 套 4 枚，图案分别选取北宋、南宋、元、明时期的青瓷器

  今日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明代皇家视为宋代“五大名窑”的传世瓷器，其中，带金丝铁线“哥窑”瓷器和有釉色窑变特征的“钧窑”瓷器，经现代瓷器专家鉴定均烧制于元明时期——在当时脱不了“假古董”的色彩。

  考古揭示的粗朴瓷器行销世界的“俗”，和典籍记载的佳品“哥窑”传说的“雅”——龙泉窑，一个逝去的瓷器神话，留给中国古代陶瓷史两幅面孔。

  产业链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分工思想，1958 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正式提出产业链概念，阐释了产业前后向的联系。

  当以原材料、生产基地、销售市场以及研发中心……从环环紧扣的分工体系来审视龙泉窑，能清楚看到近一千年前古代中国的产业链实践的雏形，它们或曾出现在多个领域，才托起由宋至明繁盛的市民社会。

  烧制瓷器，需要质地优良的瓷土、取之不竭的燃料。中国三大陶瓷省份（福建、江西、浙江），占据地利之便。

  龙泉窑，地处浙江第二大江瓯江上游区域，以龙泉县为主体，是众多窑厂的统称（考古发现有窑址约 160 处）。

  龙泉窑群山环抱，在山上取土（瓷土）方便。与之对比，同处浙江、历史悠远长久的越窑，瓷土取自山下的田地。

  田地的优质瓷土分布相对较少，瓷土供应有枯竭风险。在田地里挖土，要先下掏深、再排水。越窑所在的慈溪一带河网密布，地下水位较高，开发新瓷土成本比较高。

  其次，有源源不断的燃料做支撑，龙泉窑的规模才得以维持。北方窑口多以煤为燃料，而南方多消耗木材。相比越窑在低山丘陵区，龙泉地处崇山峻岭，拥有得天独厚的燃料资源。

  郑建明说，“开发新瓷土、充分的燃料，二者是龙泉窑承继越窑之后兴旺的基础要素”。

  郑建明说，“以龙泉窑的规模，在传统手工业形态下，一定是高度的工业化分工的格局”。

  龙泉窑内部差异，当时文人已有认识。陆容《菽园杂志》记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口、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

  大窑生产的“乳浊釉瓷器”，占据了绝对技术高地。评价一款瓷器有两个基本标准，一看造型，二看釉色。

  “大窑产品是龙泉窑最传统、最鼎盛的代表。”郑建明称，“秉持传统以造型釉色取胜，是儒家中庸审美取向的典范”。

  郑建明说，“金村产品相对低端一点，但是比东区（质量）做得好，可能和海外市场也有紧密关系。东区产品主打实用，品质粗朴。”

  东区，东边瓯江沿线，如溪口等地。瓷器产品突出华丽技法的装饰，有刻划花、刻花、贴花、磨印等。

  “圣杯屿”这艘元代沉船出土的瓷器，学者推断极可能是龙泉窑东区的产品，有一些器型最大、口径达三十多公分的大盘。专业的人介绍，这种大盘可能和西亚、中东围坐吃饭的习俗有关。

  龙泉窑南区的精品瓷器，精益求精、不计成本，出现了一批品质极佳、极具文化内涵的产品。很多产品并非日用板块，而是作为香器、茶器、花器。郑建明说，“和文人群体息息相关，这样的市场需要整个社会来培育。这是儒家民间传统文化达到顶峰才能做到。”

  南区不直接临江，大规模运输存在困难，销路以国内市场为主。“运输成本增加，只有高的附加价值产品才能支撑南区窑厂”，郑建明说。

  东区更接近水上交通运输线，产品针对平民日用品，主要输出到海外市场。客户的真实需求的导向，决定了龙泉窑的市场格局。

  “大窑”瓷器，主要以宫廷和上层知识文化精英为消费对象。大窑，成为龙泉窑事实上的“研发中心”。

  “（东区）不需要研发，你（南区）做什么，我仿一下，然后出去大量的赚钱，并且输出到海外”，郑建明说。

  在南、东区分立发展形态趋势下，东区占据了市场优势。没有研发成本，产品溢价非常高。

  平民一般也只能接触到东区或别的地方对龙泉窑的仿制品。仿制龙泉窑、生产“平替”产品，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两广、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生产外销瓷器为目的窑场。泰国、日本、越南等地也在仿烧，大多粗陋廉价。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区以及各地仿制品窑厂“轻研发”的增长模式，反噬了龙泉窑的窑业中心“大窑”。

  到元代之后，曾经的研发中心大窑也开始加入低端市场，“日子太舒服了，怎么弄它都赚钱，已经失去了技术革新创新的动力，结果自己把自己搞死了”，郑建明说。

  龙泉窑行销海内外，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便捷的东部海运线、分布南北的港口、中转站，组成了一个发达的交通贸易网，编织起“天下龙泉”的名声。

  郑建明说，“尽管在南宋至明各个时期出海路线可能不太一样，经瓯江至在温州中转最方便”，此外，宁波（庆元港）、福州（福州港）等也曾是重要的出口港口。

  作为瓯江的入海口，温州和上游的龙泉窑直通。地处枢纽位置的温州，是宋代 5 个市舶务之一，也是元代7个市舶司（负责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之一。

  装载龙泉瓷器（主要是东区低质平价产品）的航船，出温州港口。此后，到泉州、到广州等地。广州是外商来中国订货至为重要的落脚点。

  出土数量众多龙泉瓷的“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也是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在港口也发现了两个宋代古沉船，有助于再现海港城市货运集散的场景。

  宋元之际，推动国内最大宗商品龙泉窑产品出口；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先行一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推手。

  太仓港，就是古代大名鼎鼎的“刘家港”，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今天的太仓，以全国最大的普通木材进口港而知名。

  作为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海运起点，元朝廷曾建立在此建立高规格管理机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以及日本、琉球、高丽、安南等国的商船集结于此。元代已享有“天下第一码头”、“六国码头”之称。

  太仓港的这批瓷器与韩国新安沉船的出水瓷器，有一定相似性，可见其对北部市场的辐射范围（也有观点认为韩国新安沉船始发地是宁波庆元港）。

  2016 年 1 月，发现的江苏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发掘提取的瓷片总量 150 余吨，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片为主，是“目前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顶级规模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

  有港口，如温州港；有中转基地，如太仓；有航船，如“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这张编织出海运输贸易各要素的网络，推动龙泉瓷走向世界。

  越窑创烧于东汉。在唐代以前，早期越窑青瓷的制瓷技术一统全国，“全国另外的地方的各大窑口，不过是越窑的地方类型。”郑建明说。

  瓯窑（今浙江）、婺州窑（今浙江）、德清窑（今浙江）、宜兴窑（今湖南）、岳州窑（今湖南）、洪州窑（今江西）、寿州窑（今安徽），全国各大名窑深受影响。

  南宋早期，宫廷用瓷一度沿用自越窑核心产区上林湖。随着优质瓷土矿的日渐枯竭，引发了越窑千年制瓷史的最大危机。

  越窑瓷土的颗粒慢慢的变大，只有更加繁复的装饰，才能掩盖带来的瓷器造型上的不足。产品质量急转直下。南宋朝廷决定弃之不用。

  没有了大客户的订单，越窑树倒猢狲散。问题随之而来，这批技术工人（窑工）如何维持生存？

  “你在那里你就活不下去了，要想出路。找出路，就是在沿海交通便利的地方，哪里能烧窑，他一路烧一路扩张。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清楚。”郑建明说，“所以，我认为越窑到后来的走向不叫衰亡，而是逐渐向龙泉地区转移”。

  从浙东的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沿途上虞、余姚、慈溪、宁波、台州、温州等地出现了一批窑口，存在一条痕迹明显的产业转移带。

  台州黄岩“沙埠窑址遗址群”发掘的 1 条龙窑，长达 72.32 米，是浙江境内发现的最长的宋代龙窑遗址。

  2024 年 1 月 19 日，作为 2023 年度浙江省唯一申报的考古项目，“台州黄岩沙埠竹家岭窑址”入围了“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候选项目。

  最终，大批窑工落脚瓯江上游，新的瓷器产业聚集地诞生了。越窑与龙泉窑，两大名窑完成了历史交接，在南宋初立不久。

  郑建明介绍，龙泉及周边地区早期窑址，如“庆元唐代黄坛窑”——这一时期仍活在越窑影响下。

  北宋是龙泉窑真正形成的时期，成体系化的窑业在金村地区出现，以越窑技术为主。北宋都城开封州桥遗址已有高品质的龙泉青瓷出土，输出远及日本，“北宋晚期即形成这样广泛的影响力，是以前远远没有认识到的”（郑建明《北宋龙泉窑略论稿》）。

  至北宋晚期，龙泉窑逐渐抛弃走向尽头的越窑，开始寻找新的模仿对象。第一站是耀州窑（在今陕西）。从规模与烧造水平来说，五代耀州窑的历史地位仅次于越窑。到北宋，耀州窑成为青瓷制作水平最高的窑场。

  这次的改弦更张的模仿，并不成功。“浙江的瓷土整体上不佳，没法做到像北方耀州窑那样一种以‘装饰’为主、非常干净的表现方式”，郑建明说。

  南方地区瓷土含铝量整体较低，而龙泉窑胎土含铝量仅 20%，硬度不够，无法将胎壁做得很薄。而北方地区瓷器胎土的含铝量能达到 25%~35%。

  这件“青釉雕花倒装壶”就是耀州窑注重“装饰”的代表，表面有凤鸟、莲瓣等纹饰，是耀州窑代表器物。

  如何才能够对瓷土的劣势深度遮瑕？龙泉窑看中了汝窑技术。半透明、温润如玉的“天青色”釉，是汝窑最典型特征。汝窑的“乳浊釉”技术能做出良好的造型，是当时高端瓷器的代表。

  “到最后，龙泉窑其实是汝窑的技术。”郑建明说，“可以说汝窑技术‘做大’‘做强’是在龙泉，他与南宋官窑一起（由朝廷直接管理、完全供朝廷使用），将中国青瓷的烧造技艺推向了最高峰。”

  最终，龙泉窑创烧的“梅子青”釉青瓷精品，通体少装饰，突出造型。在越窑之后，龙泉窑成为南宋朝廷用瓷的选择之一。

  宫廷有随葬明器、仿造青铜、玉器的宫廷礼器、陈设瓷器的需求。比如，仿铜器的有鬲、觚、觯、投壶等器，仿玉器的有琮。

  “最好的那批龙泉窑的产品，是由朝廷、上层文人主导”郑建明说，“最上层的订单和支持，对龙泉窑崛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元朝“市舶司”在浙江有温州、庆元、杭州3个分支，或与朝廷对龙泉窑的烧制直接干预有关。

  朝廷直接派“督窑官”驻地指导龙泉窑经营，供应一批精品上层。如《龙泉县志》记载，可能直接绕过当地县官。

  “尽管史籍失载，但是龙泉窑能到达如此高度，估计在官派的督窑官之外，会有非常得力的人在其中运作。一些真正懂得烧瓷技术和管理的人，类似现代公司里的总裁、经理”，郑建明说。章生一、章生二的传说，或许残存了一些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县志里罕见记载了一位有名有姓的龙泉窑人物“顾仕城”。明朝正统年间，皇帝派来的“督窑官”。

  如果考虑到在龙泉、缙云、庆元等多地超出“督窑官”管辖范围，出土了带有“顾氏”字样的陶片，“推测至少到了明代，龙泉窑有品牌化的可能，‘顾氏’有可能是一个商号，类似于连锁店。顾仕城或许是一位窑主”，郑建明说。

  县志可能的误载，正是长期以来极强的官办属性，塑造了民间对龙泉窑的基本观念。最终，隐没了具体个人在龙泉窑千年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只留下了窑工群像。

  继越窑（秘色瓷）之后，龙泉窑能够打造出创新性的高端产品（梅子青、粉青釉色青瓷），成为中国瓷器产业的主导者：

  一是南宋定都宫廷的需求；二是结合瓷土、燃料的资源优势；三是南下技术窑工推动的产业转移；四是继承越窑技术传统、吸收汝窑“乳浊釉”青瓷工艺，新创多次施釉的“薄胎厚釉”青瓷。

  中国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为推动与南宋的海上贸易，平重盛（首位掌握日本政权的武士平清盛的嫡长子）向南宋首都临安的育王山寺庙大量布施，寺庙住持佛照禅师以这只龙泉窑粉青厚釉瓷花口瓷茶碗回赠。

  茶碗几经流转，到了室町幕府的第八代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政（当时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的手里。这时，茶碗已然浮现裂痕。足利义政特意派人到中国，希望能烧制一模一样的一只。

  此时，距离茶碗东渡日本已逝去了两百年，明代匠人已无法烧制出如此出色的青瓷，只能修补后送还。补碗的金属锔钉如同“蚂蝗”，因此留下了“马蝗绊”的俗名。如今，“马蝗绊”成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件传世珍品。虽然残破，却弥足珍贵。

  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古代——你没办法想象两百年后，有人求购一款这个时代里集合最强产业链能力打造的 iPhone 手机。这也正是龙泉窑产业链的初代形态与今天的代沟。

  到元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在审美上“尚白”、繁饰，抛弃了宋代儒家推崇的“类玉”审美，“以青花瓷为代表的江西景德镇瓷器，在当地湖田窑打下的基础上迅速兴起”，郑建明说。

  上层支持的缺失加上创新乏力，时代惯性推动龙泉窑的巨轮行驶到明初，终于走向谢幕时刻。

  刘岩 秦大树 齐里亚马·赫曼:《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