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乃唐代韦应物（也有称是元稹）《咏琉璃》的诗句，传达出琉璃具有璀璨夺目的诱人风貌。琉璃是古称，与玻璃及料器相类，其差异在于其混合资料不同构成不一样的晶态；西亚统称为玻璃。

  战国《穆皇帝传》有记载：“周穆王登采石之山，命民采石铸认为器”。这儿所指的器，其时称之为璆琳，古意指美玉，解读为琉璃，即古代玻璃。东汉王允的《论衡》亦有记载：“消炼五石，铸认为器，磨炼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其时有以聚光镜焚烧，而聚光镜资料是用熔炼得的玻璃加工抛光制成）。这些留存下来的古文献，记录了西周至汉代距今二三千年前先民已能炼石提取琉璃的工艺及制成器物。亦有传说关于其来源是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越国有范蠡（亦称陶朱公）造剑之时，熔炼锻锤时发现了这种半透明的物质，色彩斑斓，流光溢彩，越国君王勾践极为惊奇，称这物质为流蠡，及后循其同音名为琉璃。但考古研讨，琉璃早于距今三千多年的商周时期已呈现，流蠡之说乃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传言罢了。

  自商周到战国，出土的琉璃制品纪录有料珠、管珠、蜻蜓眼、琉璃璧、琉璃杯等。汉代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二○一一年江苏盱眙县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出土了一套共二十二件搀杂灰白色及淡绿色、呈半透明的琉璃编磬，最大有五十厘米，这是初次出土文物中以琉璃为资料的编磬。据报道拿术槌敲击，宣布洪亮的动静；大云山西汉王陵出土文物数量不少，品种杂乱，这套编磬证明琉璃已是其时替代玉石的工艺资料。

  琉璃有“外来说”和我国“本乡创”的说法，其呈现如从前所指范蠡在锻炼青铜剑过程中，使用了石英砂混合了草木灰，因高温令两者熔化而呈现。专家也经过试验证明，草木灰是助熔的首要元素。三国时期吴国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有指“琉璃实质是石，欲作器，以天然灰治之”。在亚洲另一端，考古学者在开罗近郊的古埃及十二皇朝墓有利地势什特（Lisht）发现有玻璃工作坊遗址，时代距今三千多年，从此推论，玻璃在当地早于公元前二千年已呈现了；而文献方面最早见于传说成书于三千五百多年前的《旧约全书》，其间提及玻璃是“黄金、玻璃不能与才智比较”。有关玻璃的制造，在巴比伦与巴格达区域之间出土的（约在公元前七世纪）一片楔形文字泥板文本，记载了有关制造质料制造办法，但因破译楔形文字而有争议。

  从相关文献看来两地出产是有所先后，但以“外来说”作定论亦有点勉强，首要是对出土琉璃的科学分析发现汉代和之前朝代的样品，含有无机化合物一氧化铅（化学式PbO）占大多数，此外亦含有不少氧化钡（化学式BaO）；我国古代琉璃所含有钡的化合物元素是其他几个国家及区域的古代玻璃所没有，闻名学者李约瑟（J. Needham）亦指出含铅元素的玻璃器在西亚也是不见的。至今国外对我国古代技能发展的观念是：我国前期的琉璃珠与西亚埃及的镶嵌玻璃珠类似，估量其时已有交易交游；钡及铅共存是我国古琉璃的特征，首要在战国及西汉时期。我国科学院院士袁翰青亦确认含量高的两项元素的是我国特征。与西亚带有钠、钙元素成分不同，也能够解说存在“本乡创”的理据。

  琉璃被称为我国五大名器之一，与金银、玉翠、陶瓷及青铜并排。其物质在高温下有必定的可塑性，制造成器在亚欧各地有各种方式，如西亚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以範模浇铸及卷芯而制成，埃及的镶嵌珠（又称为蜻蜓眼），罗马的吹製技能、压铸、雕花及镶嵌法等等；在我国似以榜样、镶嵌及压铸等工艺皆有具有，其造型以拷贝青铜器物及玉石，如越王勾践剑的剑格上镶嵌两块琉璃代玉石作饰物、江苏徐州汉代楚王墓出土的琉璃杯及琉璃蝉、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琉璃耳杯、镶琉璃铜壶及碗、罐等盛器。

  近年考古开掘出土的战国汉代的琉璃器，透明度多不高，器体较薄而具有玉质的温润质感；其器物上的纹饰有云纹、谷纹、蟠螭纹、兽面纹或柿蒂纹等，是我国古代才有的工艺饰纹，代表了我国民族文明的艺术特征。

  东汉王侯墓葬出土文物中，亦见一些具西亚风格的玻璃器皿，是早年经丝绸之路互易商货西域的交易货品，其特征是硬度高，其造型与我国古代器型相异；二○二一年南越王博物馆举办的“四海灵通：海上丝绸之路文物联展”，其间一件从过百玻璃碎片修正的绿色玻璃瓶，是在广州的五代十国南汉开国皇帝刘岩的坟墓康陵出土，这件侈口方膊鼓腹的玻璃瓶，与玻璃器形及装修相同。这有如“寒冰”的器物，两千多年来经水陆之丝绸之路随商贸货品流通，有使各地工艺融和、立异及提高质素，展示东西文明的沟通作用。